久的大地上，突然奔驰而来一行信使；几乎是大声呼喝着什么，穿过南门外的大球场外围，又马不停蹄的冲进了温泉宫。而后，原本一片气氛热烈的球场上，也随之骚动和沸腾了起来；甚至连正在竞逐追击的马球驭手们，也纷纷停下了脚步；像是翘首以盼的望向宫城方面。随即江畋在重华殿内见到临时召开的小朝。脸色略带亢奋和激昂之色的太子李弘，也当众宣布了事情的原委；并且由此开始发号施令和分派后续的任务。却是位于东都的高宗，刚刚对天下颁布了《举猛士诏》，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有志健儿。尤其是海选体格健壮、弓马娴熟的猛士，充入军中以备征讨吐蕃所需。而这也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，代表着初唐开国的府兵制，开始向募兵制演变的重要转折；而《举猛士诏》就是个开端。但其背后又有更深层次的渊源，就是自高祖、太宗朝一手建立的府兵制，随着社会发展开始逐渐瓦解，而这个渐进的过程，甚至会一直持续安史之乱；原因很简单，太平时期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。作为沿袭自北朝、隋代的府兵制度；从一开始的设计之初，就是为了维持一支半脱产的预备役兵员。因此，以国家授田的自耕农\/小地主，为基础的府兵之家，平时无需承担赋税徭役，唯操习武艺。然后，每年抽出两三个月时间，轮流到指定的地点去服役和执勤；名为上番。待到国家有事，则可以迅速就地征发其一支，自备弓马刀兵的军队以备不需；而国家只要承当他们在战时的衣粮盐菜。因此在初唐一系列开疆拓土、征平四方的战役中，这些府兵作为中军十六卫辖下的后备兵役来源，曾经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和。但任何一个东西在设计之初都很理想，却需经过现实岁月的考验。府兵制也没法例外，随着国家进入太平岁月，各种权门宦家、豪姓大族的，土地兼并自然应运而生；因此失去土地的不仅是，当初按照班田法授予口分田的自耕农；还有作为国家军役基石的府兵。因为这套制度设计之初，就没有考虑到后续的冗余和上限。府兵在外服役时，不但家庭缺少了一个主要劳动力；还很容易因为疾病、意外，乃至范围性的灾害，难以维持生计，而抵押和变卖田地。但田地虽被卖了救急，然军役帐上的上番名册依旧在；还是需要自备武装出丁服役。于是这么一来二去几次之后，还算殷实小康的府兵之家，也会因此陷入困顿和赤贫，乃至无力承当军役而逃亡。因此，到了太子李弘开始监国的龙朔元年时；虽然府兵制还未像开元、天宝年间那样，已经彻底败坏不可收拾；但也已经出现了边关和内地的明显分野；甚至就连关中、京畿都有人逃亡。尤其是前些年持续的关中大旱，同样也导致了许多本地的府兵之家，陷入困顿乃至是赤贫；当时尚且年少的太子李弘，奉命巡视关内府兵甚为同情遭遇，以东宫内藏赈济并，请免军役延期的罪罚。后来遇到了江畋，让东宫财计大为宽裕之后；太子李弘也尝试为这些府兵，做点更多的事情。比如以医学上的伤创治疗研究为由，在东宫直辖的田庄内，设立多地的养济院和药园，收容残病老卒。又根据江畋的建议和规划，在泾渭两水沿岸兴办的工场和作坊中，尽可能的大量接受，那些生计困难或是陷入赤贫的府兵家人；虽然不可能像样的待遇，但至少可一口饭吃不至饿死。虽然示恩于这些老弱病残，并不能增强东宫名下的实力，反而会因此搭进去一部分生产经营的利润；但是，在现役诸卫将士，乃至关内府兵将士之间产生的示范性效应，却是无可估量的影响深远。很多人因此感激涕零，而在暗中自发拥护和追随，这一切缔造者的倾向。哪怕太子李弘现今的能力和职分有限，只能影响到京畿道及周边的十几个军府而已。但也无疑让其他人，看到了某种盼头。因此，在位东宫选拔和补充十率卫士的时候；很容易就甄选出一批，心怀感恩且相对背景可靠的忠诚之士。话说回来，《举猛士诏》的本身就代表着另一个现实困境，就是中下层将